我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崔劳，就在我服侍李弗特小姐之前。他24岁，正值好年华，没来得及在这世上好好走上一遭。

他在弗立大街安了个家，交了个很不错的叫做弗朗西斯的女朋友，我猜他俩是打算结婚的，可他在这事上总磨磨蹭蹭。这倒不是因为他吃着碗里看着锅里，他只是喜欢思前想后事事周全。他整天架副大眼镜读这看那的。他甚至开始自己写书，写的是作为一个黑人在密西西比的生活和工作。老天，这可太让我骄傲了。直到一天晚上，他在斯坎隆-泰勒轧机厂干到很晚，拖着二乘四的木料往货车上装，木刺划破手套，扎得满手都是。

他太瘦，个头又小，干不了那重活儿，可他需要那份工作。他累得支撑不住，天又下雨，他便滑倒在装卸月台上，一头栽进车道。拖车司机没瞧见他，他还没来得及挪身，车就从他身上碾过去了。等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断了气。

那天我整个世界都黑了，空气是黑的，太阳是黑的。我躺在床上直愣愣地盯着屋里黑魆魆的墙壁。明尼每天都来探视，看我是不是还在喘气，她喂我进食，让我残喘地活下去。整整三个月后，我才抬眼看窗户外头，看外头的世界是否照旧。我惶惑地发现整个世界竟然没有因为我儿子的死停下半分。

葬礼之后又过了五个月，我起身下床，穿上白色制服，又把小小的金十字架戴回脖子上，随后前去服侍李弗特小姐，她刚生下个女娃。但没过多久我便发现我的心已不复从前。苦涩的种子在我体内悄然埋下，我不再敞开胸怀。

“把屋子归整归整，再去把鸡肉沙拉准备好。”李弗特太太呼喝着。

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三是她们的桥牌聚会日。我已经将里里外外拾掇停当，一大早做好了鸡肉沙拉，桌布也在昨天熨烫平整，李弗特太太亲眼瞧着我做完这些。她不过才23岁，却很喜欢对我指手画脚，差使支派我做这干那。

她已经把我今早熨好的蓝裙子穿上了身，那条裙子在腰上密匝匝打了65个小褶，我得戴起眼镜眯上眼才能把绿豆大的褶给烫准了。我对家常日子没啥抱怨的，可我和那条裙子实在处不到一块儿去。

“还有，你要管住梅-莫布丽，别让她来烦我们。我告诉你吧，她可是把我惹火了，她把我好端端的信纸撕个粉碎，可我还有15封青年联盟会的感谢信要写哪……”

我还在忙着为她的那些太太小姐们预备这个支应那个。我搬出花哨的玻璃杯盏，摆上银质刀叉。李弗特太太没能像其他阔太太那样添置上一张小巧精致的牌桌，我们只得将餐桌好好布置一番。我们在桌上铺上桌布遮住L型的裂隙；又把红色镂花桌饰挪到壁橱那儿，好挡住坑坑洼洼剥落掉渣的木柜。李弗特太太大概想弥补屋子狭小的不足，着意要把餐会拾掇得富贵体面。我知道他们日子拮据，富庶人家可不会这么费劲。

我过去常帮年轻夫妇操持家务，可我揣度着这家是我见过门户最小的人家。整套房子上下不过一层，她和李弗特先生的后屋尚且宽敞，可是梅的房间小得立不住脚，餐厅连着起居室混作一处。他们只有两个卫生间，这倒为我省下不少事，我从前碰上的通常都有五六间，光为他们清理厕所就得花上我整整一天。李弗特太太每个钟点只付我95美分，我早不止这个价了，但打崔劳死后，我也顾不上挑肥拣瘦的，我已经拖欠不起房租了。